董必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红安是董必武出生成长地和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青年时代的董必武目睹民生凋敝，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家民族处于崩溃边缘，便与其他有志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寻求改革中国社会和改变人民命运的道路。1911年，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参加了反袁世凯的斗争。与此同时，他在家乡黄安首先号召妇女解放思想、放足、剪辫子，为黄安妇女办了一个“妇女讲习所”，组织她们边劳动、边识字、学习妇女求解放等道理。1917年，董必武在日本完成法学学业后回国，即与张国恩在武昌合办律师事务所并以此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19年初，董必武结识李汉俊，俩人一起讨论十月革命，研究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道路问题，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3月，董必武与张国恩等一起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武汉中学从此纳入了董必武的革命生涯中，与红安一起成为董必武革命生涯中两个重要的起点。 
　　一、董必武的出生地与革命新起点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在黄安（今红安）城南街“大井坎董家”呱呱坠地。红安是董必武的出生地，倒水河的乳汁哺育他成长，朴诚家风熏陶了他眷恋人民、主持公道、冲破黑暗的革命品质。 
　　武汉中学则是董必武从事新民主革命的起点。董必武从投身辛亥革命到参加反袁护法斗争，亲自尝试了中国旧民主革命失败的滋味。1918年3月至1919年8月，他在上海居住了一年多时间，参加了五四运动，特别结识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通过阅读李汉俊介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报刊，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像俄国那样，实行“阶级革命”，走十月革命道路，他自觉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董必武才决定回武汉创办报纸和学校，为救国救民干出一番新的事业，走出一条革命的新路。 
　　董必武回到武汉后，与黄安同乡好友张国恩一起办报纸未成，便联络文普通学堂、武昌高等师范和日本留学时的几位同学好友，于1920年3月创办了武汉中学。董必武亲自选定了校址校舍、筹措了开办经费，解决了办学基金，提议了董事长和校长人选。为了提供个人分担的二十元开办费，董必武毫不吝惜地将皮袍典当了。教师由创办人担任，董必武承担了两个班的国文课。1922年，董必武又利用自己军事活动中募集到的六七百元经费，建起了武汉中学二部。应当说，武汉中学是董必武亲手创建的，没有董必武便没有武汉中学。正因如此，武汉中学将董必武诞辰的日子即3月5日定为校庆日。 
　　在董必武的主导下，武汉中学的革命色彩十分明显。学校规定低学费，以多招收贫寒子弟特别农村青少年入校，教职员只拿低薪或不支薪，董必武与陈潭秋等更是主动不支薪；允许男女生合校，女生可以和男生同班上课；成立学生会和班会，提倡学生自治；注意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董必武在教学过程中，自编国文课本，采用白话文教学；倡导学生在课外阅读报纸书刊，关心国内外大事，通过恽代英的利群书社为学生购买《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等杂志；讲国文课时多向学生灌输具有人民性的诗文；指导学生办起《武汉中学周刊》，编写《政治问答》；邀请李汉俊、恽代英、刘子通等到校演讲社会主义问题。他还与陈潭秋等以武汉中学为依托创办各种教育社团，促进青年学生到工厂农村去接近工农群众。 
　　1920年8月，正主持武汉中学工作的董必武收到李汉俊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告之上海已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希望董必武、张国恩在武汉也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与张国恩商议，邀请陈潭秋参与筹建工作。同时，陈独秀委派刘伯垂回到武汉协助董必武筹建党的组织。不久，在董必武住处武昌抚院街律师事务所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为小组负责人。并租用武昌多公祠五号为联络点，挂“刘芬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作掩护。几乎同时，董必武、陈潭秋又在武汉中学建立起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董必武参加完党的一大后，继续在武汉中学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直至1925年春节后离开。 
　　可见，董必武是在主持武汉中学工作期间，以教书作职业掩护，利用武汉中学阵地从事建党活动的。董必武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初衷，闯出了革命的新天地。武汉中学是董必武革命活动的新起点。 

二、黄麻起义的爆发地与播火地 

　　1927年11月中下旬，黄安城头梨锄挥舞，红旗招展，泥腿子欢呼雀跃，史诗般的黄麻起义在这里爆发，并一举取得了成功。然而，黄麻起义的火种却是从武汉中学播撒的。 
　　首先，黄麻地区党组织是在武汉中学建立的。武汉中学开学后，鄂东地区黄安、麻城、黄陂籍的一批学生先后进入该校学习，或当校工，董必武先后在这些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1923年冬，武汉中学第一期学生将要毕业，学生中的党团员要回到家乡去，鉴于黄安尚未建党，董必武便在武汉中学建立党的黄安工作组，随即派回黄安，发展党员，建立并逐步扩大党组织。黄安早期党团组织成员中，武汉中学学生占相当数量，以王鉴、董觉生、雷绍全等为代表，王鉴还成为大革命时期黄安农民运动的先驱。 
　　1924年，董必武又在武汉中学建立了党的麻城工作组，由蔡济璜、刘文尉、徐其虚、桂步蟾等组成，1925年寒假，他们受董必武派遣回麻城创建了中共麻城特别支部委员会。 
　　其次，黄麻地区的马列主义是从武汉中学传入的。董必武在武汉中学任教期间，曾于1921至1923年间先后三次回黄安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主张。武汉中学学生特别黄安、麻城籍学生每逢放假回乡，董必武都要求他们深入城乡作宣传，董必武还曾亲自教给王鉴、董觉生如何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的四点方法和技巧。这些学生按照董必武的要求，回乡后四处奔走，创办平民学校，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传播马列主义。黄安青年党员张行静在武汉中学读书时，有一天，他从董必武那里获得一本《共产党宣言》，如获至宝，立即盖上自己的印章，精心研读了一遍又一遍，记下了很多着重号，写下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1926年毕业时，张行静将《共产党宣言》带回了黄安，传递给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这本《共产党宣言》历经沧桑，见证了黄麻革命，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壮志豪情，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至今仍珍藏在红安县文物局。 
　　第三，黄麻起义领导骨干大多是在武汉中学读书并走上革命道路的。黄麻起义总指挥部十名领导人中，就有五位毕业于武汉中学：潘忠汝，黄陂人，1924至1926年在武汉中学读书，后在董必武身边工作，1927年春由董必武直接派往黄安任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黄麻起义时任总指挥，起义部队成立后亦任总指挥。王志仁，河南光山（今新县）人，1924年入武汉启黄中学学习，后转入武汉中学。黄麻起义时任鄂东特委兼黄安县委书记。汪奠川，黄安人，1925年入武汉中学，黄麻起义时任黄安农民自卫军指导员，后任起义部队参谋长，木兰山72名游击勇士之一。王秀松，黄安人，1923年入武汉中学读书，黄麻起义时任黄安县委委员，后担任过鄂东特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等职。刘文尉，麻城人，1925年入武汉启黄中学，后入武汉中学读书。率麻城农民自卫军参加了黄麻起义，后任起义部队第二路党代表。 
　　黄麻起义其它很多骨干分子也都是武汉中学学生。 
　　赵赐吾，黄安人，1926年入武汉中学，率紫云乡一百余农民自卫队参加了黄麻起义，后成为有名的游击大王。江竹青，黄安人，1924年入武汉中学读书，黄安高桥地区党组织和农民运动骨干，参加了黄麻起义及木兰山游击斗争。詹才芳，黄安人，1923年入武汉中学当校工，半工半读。率高桥区农民自卫队参加了黄麻起义，直至转战木兰山，后成长为共和国中将。张行静，黄安人，1923年入武汉中学读书，他不断将《共产党宣言》带回黄安，还四处宣讲《共产党宣言》，作为黄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参加了黄麻起义。张培鑫，黄安人，董必武外甥，1920年随董必武到武汉中学搞总务，武汉中学党的活动分子之一。由于在大革命时期即被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1927年初又任中共中央机关交通员，未能参加黄麻起义。王树声，麻城人，1924年到武汉中学读书，1926年在武汉中学入党，黄麻起义时率麻城农民自卫军一部在北线担负阻击任务，后任起义部队第二路副司令，直至后来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徐其虚，麻城人，1924年冬入武汉中学读书，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不久奉命重返麻城，参加了黄麻起义和木兰山游击战争。1929年夏，参与领导了商南起义。桂步蟾，麻城（今河南新县）人，1925年入武汉中学。参加了“南昌起义”，后任起义部队大队党代表。 
　　黄麻起义其它领导骨干中，起义计划起草者、担任过起义军党代表的戴克敏，黄麻特委委员戴季伦，麻城第一个共产党员王幼安，均为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为武汉启黄中学学生；起义前重建黄安县委并任代理书记、寻找省委接受八七会议精神和秋收起义指示的郑位三，是湖北甲种工业学校学生。而当时这些学校在革命活动方面是以武汉中学为中心的，如启黄中学党支部当时属中共湖北省委直接领导，董必武、陈潭秋经常到支部上党课。至于吴焕先、李先念等，尽管没有在武汉读书，也是在董必武或武汉中学学生的影响和带动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吴焕先就是在麻城蚕业学校学习期间通过武汉中学学生接触到马列主义的；李先念也是到高桥附近听董必武和武汉中学学生的宣讲受到启发，走上革命路的，王鉴是李先念革命引路人。 
　　上述黄麻起义领导人或骨干中，除王树声、詹才芳和郑位三、李先念外，其余都较早就牺牲了。 
　　马列主义从武汉中学传入，党组织在武汉中学建立，领导骨干由武汉中学培养，正是烈火黄麻，星火武中。 

三、红安精神的形成地与孕育地 

　　200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八十周年之际，《湖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生命和鲜血铸写的‘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红安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起，熔铸成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正是伟大的红安精神。 
　　红安是红安精神的形成地，但它形成的起点在哪呢？1920年3月，武汉中学正式开学时，董必武亲笔为学校正厅的北墙上题写了一幅对联：右为“金石长不朽”，左为“丹青本无双”，横为“朴诚勇毅”。1966年4月，董必武在南下视察途中，应恢复不久的武汉中学要求，再次为该校题写了“朴诚勇毅干革命”七个苍劲大字，随后在接见师生代表时解释说：“武汉中学过去的校训是：朴、诚、勇、毅。朴就是朴素，也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这次我给你们加了三个字一一‘干革命’。” 
　　在董家，长辈持家的宗旨是：“唯以清贫自守，朴诚相传”，不准家里任何人与不正派人交往。为了保持这一良好家风，董家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家风教育。董必武将这一家风带到了亲手创建的武汉中学，用它熏陶了黄麻地区的革命先辈，从而构成黄麻革命的重要灵魂。 
　　大多数领导专家学者认为，红安精神的形成一定要追溯到董老，追溯到武汉中学，武汉中学是红安精神的孕育地“朴诚勇毅”是红安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 
　　武汉中学与红安，在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上，前者为党创建时期的重要战略支点，后者为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战略支点。两个支点一前一后，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党的组织从武汉中学发端，终于在红安掀起了革命高潮；马列主义从武汉中学播撒，终于在红安结出了丰硕果实。而使这两个地方成为革命战略支点，并使两个支点紧密相连的，正是可敬的革命前辈董必武及其早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