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传家 求学报国

郑位三出生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郑维翰曾任过黄安县紫云区第六乡苏维埃主席，1929年参加红军，1933年1月病逝。他有四男一女，郑位三是长子。在父亲的支持与影响下，7岁时，郑位三拜当地思想最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郑锡云为师，在他执教的私塾读书。郑锡云时常对黑暗的旧社会进行抨击，介绍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这些启蒙思想在郑位三的心里扎下了根。为探寻救国图存的真理，1918年夏，郑位三挑着行李到离黄安有200多里远的武昌，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金工科(机械科)。他读书用功，成绩很好，生活艰苦朴素，给人的印象是“不为时俗所染，不为富贵所移，精数学，寡言语”。1919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武汉后，郑位三积极地投入这一爱国运动的行列。他同其他学生一起，上街演讲、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五四运动后，郑位三通过同乡、利群书社成员郑南宣的介绍，与书社发生了联系，开始系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书刊。从此，他的思想起了重大变化，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太落后，不改造不行”。郑位三在武昌读书期间，还认识了肖楚女。在肖楚女的热心帮助下，他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夏天，他在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又挑着行李从武昌步行回到老家黄安，开始了他战斗的革命生涯。

修身齐家 廉洁奉公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这是习总书记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郑位三同志的家庭写照。

郑位三对个人私生活和妻子儿女的要求都很严格。他常说：“私生活也应留意。所谓‘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说在领导（指全国范围）革命的大政方针上不犯错误，至于生活上的细枝末节，也都马克思列宁主义化，这点很难有‘完人’，但群众总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上来看人的。因此又不能不注意这点。”

1942年夏，经组织介绍，在新四军第四师做医务工作的蒲云，与郑位三同志结婚。婚后不久，郑位三与蒲云约法三章：“第一，公家给我发东西，若有你一份，你就要，若没有你的，你就不能向组织多要，不能搞特殊；第二，若有领导、同事或下级找我谈工作，你不要在场，更不要干预我的工作；第三，不能以我的名义向公家多要东西。”

郑位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5年，按组织安排，郑位三从武汉搬到北京定居。搬家时，他的一个亲戚想将他的一个旧衣柜搬回自己家使用，这个衣柜是过去组织上配置给郑位三使用的，郑位三断然拒绝了他的亲戚，他说：“公家的东西是配給我使用的，我现在搬家不需要了，就应该归还公家，我不能把公家的东西送人情。”

心系老区 不忘军属

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同志虽然由于身体欠佳和其他原因未回过故乡，但郑位三同志热爱故乡，每每谈到老区，谈到家乡，他最关心的是两件事：一是军烈属的生活，二是交通设施和水利建设。当得知红安军烈属很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时，他曾动情地对前去看望他的红安县长马友才同志说：“红安为革命牺牲了14万人，我心里非常难过。党和政府应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不然的话，我们这些幸存者哪有颜面见乡亲！”他叮嘱马友才，上要积极争取中央和省政府的照顾；下要号召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把桥建起来，把路修起来，改善红安落后的交通；在农村要多修水库、塘堰，发展农业生产。为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郑位三多方奔走呼号，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汇报，并与当时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同志磋商，通过多种途径支援红安老区建设。

郑位三健康状况不佳，国家实行薪金制之前，组织上每个月发放300元钱给郑位三休养身体。郑位三舍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把这些钱全部用来支援军烈属，为军烈属们买布、买鞋，或直接送钱。实行薪金制之后，他每月工资400元，后逐渐提高，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始终保持着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每月工资的大部分都被用于接济军烈属，仅红安一县受到其接济的军烈属就有几百人。在文革十年动乱中，他多次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抓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没有他们哪有新中国？对烈士的家属和后代，要多加照顾。

1994年，经中央批准，他的骨灰在夫人蒲云同志及子女和中央组织部老干局负责人的护送下，从北京移回了家乡红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亲笔为郑位三同志题写墓碑。郑位三同志终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