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赤胆忠心的共产党人——郑行瑞一家

郑行瑞(1893-1932) ，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参与领导组织成立七里坪工会，为领导人之一。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组织成立工人武装纠察队，组织工人、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同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负责后勤工作。1928年7月成立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任经理处主任，参加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2月被选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担任财政委员会主席。1931年1月被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别区委委员。2月成立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副主席，参与领导巩固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和根据地建设。同年6月被选为中共鄂豫皖临时省委委员，兼任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副校长。1932年后，由于张国焘实行“左”的肃反扩大化被撤职逮捕，后病死于狱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郑行瑞是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赤胆忠心的共产党人。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家人参加革命。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倾家荡产，痛失亲人，仍一往无前。最终，除少数几个妇女、儿童外，全家共牺牲了11人，堪称满门忠烈。

自幼接受教育  萌发革命思想

郑行瑞的家庭殷实，经济条件较好，兄弟6人都上过学堂，有着好的文化基础。尤以行瑞念书最多，从私塾、初小到高小，后又考入武汉的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郑行瑞在武汉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亲戚介绍，到麻城县最繁华的宋埠镇一家杂货铺帮人做生意。这时郑行瑞已满20岁。父母急于抱孙子，要他回家与东流河村的一位名叫汪足的姑娘结婚。婚后，他辞掉宋埠的工作，到七里坪柯义生家开设的“义生福”杂货店当管账先生。他有学问，又善于经营，把“义生福”的生意打理得红红火火。

郑行瑞性情刚毅，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店员受到虐待，他愤愤不平，给店员撑腰，为此没少跟店主红脸。店主怕他走人影响生意，不敢把他怎样。店外不平之事，只要是知道，他也爱管。有一次，郑必高村的地主“举老爷”（清末举人，故称）让族人到郑氏祖籍公山去砍柴，答应砍下的柴分为三份，一份归砍柴者，两份归族上伙用。但当村民把柴砍回来，他却偷偷地把柴卖光，反过来诬篾村民偷了柴。大家十分气愤，便找郑行瑞评理。郑行瑞挺身而出，当面戳穿了“举老爷”如何私吞柴款以及过去欺压群众的种种事实，终于迫使“举老爷”低头认错，退出了柴款。

郑行瑞革命思想的萌发始于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黄安之后。当时，中国共产党黄安县工作组在县城迅速组成了五卅惨案后援委员会，派人到七里坪文昌宫第二高等小学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号召群众起来救国家救自己。后援委员会要吸收各界群众代表参加，七里坪商界推举郑行瑞为后援委员会成员。这使郑行瑞有机会与党的工作组成员和从北京、保定、上海、武汉等地回乡的共产党人、进步青年接触。在他们的影响下，郑行瑞开始研读《共产党宣言》，阅读《新青年》等各种革命书刊，很快走上革命道路。

领导工会会员 进行武装斗争

1926年4月，郑行瑞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郑行瑞通过串连发动，将七里坪“邓正昌”（商号，下同。经营粮油）、“张世美”（经营粮油）、“刘道升”（经营粮油）、“吴万顺”及“万顺全”、“万顺庆”（经营瓷器）、“鼎泰祥”（当铺）、“春和倡”（经营粮油）、“可九”（经营粮油）、“泉源”（经营粮油）、“恒心和”（经营杉木）、“同裕源”（经营瓷器）、“刘集兴”（经营粮油）、“敬丰恒”（经营杉木）、“振兴源”（经营布匹）和“义生福”等店铺的店员，以及铁匠、铜匠和做豆腐、炸油条的工人组织起来，于1926年冬在潘氏祠建立七里坪市工会，他任委员长。开始有60多名会员，到1927年春发展到100多人。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为了与反革命进行斗争，郑行瑞奉令在七里坪组织成立了工人纠察队，配合农民自卫队保卫工农运动，进行武装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工人纠察队，由菜农兼炸油条的江家福任队长，江寿亭（“同裕昌”商号伙夫）、吴先保（在河街做豆腐）、王则栋（在河街做豆腐）、熊奠勋（在河街做豆腐）等为纠察队骨干，“张世美”商号店主张梅青兄弟4人都参加了工会，亦为纠察队骨干，另3人是张兰青、张竹青、张菊青。

郑行瑞在担任工会委员长期间，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组织工会会员和工人纠察队员做了4件颇有影响的大事：

一是组织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游行者手执三角纸旗，上面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烈士报仇”、“工农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等标语。队伍由潘氏祠集合出发，经河街南下南庙（即文昌宫），沿途由纠察队员领呼口号。游行结束前在南庙召开大会，郑行瑞在会上讲话，宣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洋货；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虐待工人的资本家和店老板。这次活动组织严密，队伍整齐，引起市民及赶集的人群和附近各村的农民拥来观看，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二是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方式是：先发动店员、学徒揭发店主的不法行为，然后将全镇各商号的老板召集到潘氏祠开会，约法三章。规定：实行8小时工作制，超时应增加工钱；不许打骂店员、学徒，优待童工；辞掉是工会会员的店员要经过工会同意。这对那些不法店主无疑是上了一道紧箍咒，使他们不敢再对店员为所欲为。广大店员、学徒亲身感受到工会给自己带来了好处，革命热情高涨。

三是处决反动分子江能山、李业阶。江能山是土匪王天向部的师爷。1927年初，江出谋划策，在杨山云鹅寺将国共合作时的七里区保卫团20多支枪强行收缴，用于扩充土匪部队。土匪部队经常袭扰七里坪，商人、市民对其深恶痛绝。工会缺乏武器，无力与之抗衡。郑行瑞决定秘除江能山。一天早上，江独自一人到潘氏祠对面“秦永正”杂货店吃早饭。消息传来，郑行瑞即命纠察队长江家福带人去抓，并将其秘密押至南门外处决。师爷神秘“失踪”，王天向派人到处打听，始终没有弄清师爷的下落。事后，王想在本地再招一个师爷，但无人敢去。李业阶是七里坪商会会长。大革命失败后，与人民为敌；黄安“九月暴动”时，又公然撕毁工会贴在墙上、门上的标语。为了发动群众参加暴动，郑行瑞、秦绍勤亲自带领江家福等人在其家中将李业阶抓获，在潘氏祠召开工会大会，公开宣布其罪状，会后将其押至西门河，用工人萧同太家制造的第一支单响撇子枪将其击毙。处决江、李二人，在七里坪地区震动很大，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群众拍手称快，也为即将举行的黄麻起义准备了基干队伍。

四是带领工会会员参加黄麻起义。起义前，郑行瑞根据中共黄麻特委的指示，组织铜匠、铁匠工人赶制武器，打造了大批刀叉，“萧同太”号的铜匠工人还精心制作了几支撇把子枪。11月13日晚，郑行瑞率领工会全体会员和工人纠察队加入起义大军，参加了攻打黄安城的战斗。

转移后坚持斗争  开展根据地建设

1927年12月5日，在黄麻起义胜利后的第21天，国民党军队向黄安城发起进攻，工农革命军遭受严重损失，余部72人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坚持游击斗争。工农革命军转移后，国民党军和逃亡在外的豪绅地主向起义地区疯狂反扑，先后侵入七里、紫云等区，进行"清乡剿共"。鉴于敌情的日益严重，党为了保存更多的骨干力量，1928年1月，黄安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在继续坚持黄安革命斗争的同时，再转移一批骨干力量到孝感汪洋店地区进行活动，郑行瑞、陈定侯、戴雪舫等20人作为干部转移到汪洋店地区。郑行瑞、陈定侯等人一到那里，便通过冷家冲、涂家冲落脚，广泛联系群众，开展革命宣传，秘密发展党组织，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工作，先后发展了冷国珍、辜先锋、张书田、张兴训等40多名新党员，组建了三个支部，并成立了区委会。初步打开了汪洋店地区的革命局面，为以后陂孝北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28年7月，在柴山保尹家咀会议上宣布将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郑行瑞担任三十一师经理处主任，负责部队后勤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主持筹建了红军第一所医院、第一个军械所、第一个被服厂，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成生意人或艺人，到武汉等全国各地购置枪支、弹药、医疗器械和其他需用物品。当然，这些工作虽然是在师领导特别是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侯的指导帮助下开展起来的，但具体工作由郑行瑞操办，他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为鄂豫皖红军后勤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医院 设于曹学楷的家乡刘家园村（黄安县紫云区）。刚开始只有一中一西两个医官（当时对医生的称呼。戴叔先为中医，林之翰为西医），在本村找了4个年轻活泼的姑娘当看护（即护士）。医疗器械及纱布、药棉和部分药品，是郑行瑞带“交通”从汉口秘密买来的。医院开张的那天，接收了7名红军伤病员，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等领导人前来祝贺。后来，医院扩大，收治能力增加到70多名。

军械所  又称修械所。最初有20多个工人，是从七里坪等地请来的铜匠、铁匠和钣金工（俗称白铁匠），其中有些人还是原七里坪工会会员。为了能迅速制造武器，郑行瑞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派“交通”到武汉请了几名曾在汉阳兵工厂工作过的师傅当技术指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军械所不仅能修理枪械，还能造撇把子枪、手榴弹和翻造子弹，将撇把子枪定名为“黄安造”。后来，军械所由细吴家迁至熊家咀等地，扩建为兵工厂，能制造来福枪和普通步枪。

被服厂  始建于七十二莲塘。从黄安、七里、紫云等区挑选了20多名年轻妇女为该厂第一批工人。红三十一师战士曾传六入伍前学过裁缝手艺，被调到被服厂当师傅。开始，被服厂靠手工缝制衣被，后来通过江竹青率领的红军特务队从外地买来了两台旧缝纫机，经过修理后，大家摸索着使用，效率明显提高。工厂规模不断扩大。1929年夏天，红三十一军干部战士都穿上了由被服厂生产的灰色军装。换装的那天，郑行瑞的心情显得异常激动，尽管有些军装看上去不大合身，但毕竟是红军自己的工厂生产的，比换装前大家穿在身上五花八门的长袍短褂要整齐好看得多，一个个精神抖擞，威武雄壮。

随着红军反“会剿”斗争的不断胜利，根据地范围逐渐扩大。中共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于1929年9月决定将黄安、麻城、商城、光山等8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改组鄂东北特委为鄂豫边特委。同年12月27日至29日，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南部细吴家召开了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以票选的方式选举产生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曹学楷、徐向前、郑行瑞等为委员，曹学楷任主席、徐向前任军委主席，郑行瑞任财政委员会主席，负责鄂豫边区的财政工作。在郑行瑞的积极开拓和领导下，鄂豫边区的财政收入不断增长，有力的保障鄂豫边区革命斗争和各项建设的顺利开展。

财政委员会主管根据地财政工作，与之工作关系密切的还有个经济委员会。1930年春，鄂豫皖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同年6月召开了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鄂豫皖特区政府改变过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将财政、经济委员会分设的作法，合并组成财政经济委员会，郑行瑞任副主席，主席是时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的郑位三。

金融方面  1930年，郑行瑞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黄麻起义的策源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最早中心七里坪（当时称列宁市），创办了根据地第一个苏维埃银行，即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他兼任银行行长。1931年5月，在光山县新集镇建立了鄂豫皖特区（又称鄂豫皖省）苏维埃工农银行总行。在郑行瑞的带动下，银行积极开展借贷、储蓄、兑换等业务工作。筹集资金、帮助发展工、农、商业生产。对农民用于购置耕牛、农具、种子的贷款一律免息，其余贷款酌量收息。储蓄存款数额不限，到期银行支付本息。兑换依法定价办理。纸币可与银币、铜币对兑。主持制订了根据地第一部纳税文件，即关于《征收累进税问题的通告》，明确提出了征收的目的、范围、税率和具体办法。后来又陆续起草出台了关于《粮食累进税征收问题的通令》、《关于商业累进税之规定》等文件。这些文件虽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当时党内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内容，有些提法和规定还不够科学，但仍不失为一部比较系统、规范而又基本切合地方实际的税务法规。经过郑行瑞一系列的举措，活跃了特区的经济，给鄂豫皖苏区创造出了大量的财富，从而战胜了敌人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重困难，为保障红军的供养和供给、支持革命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改善和提高了苏区群众的生活，受到根据地群众的普遍欢迎。张国焘在1931年5月24日《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中说：“特苏银行已于本月十五号开幕，信用非常之好，农民都是用这银行纸币，不要非苏区的票子，只七里坪一处几天工夫已用四千元，现在还来不及印刷大批纸票来供给市面。”

1931年2月，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军委书记兼军委主席，郑行瑞当选为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即彭杨军政学校的前身）副校长。郑行瑞积极参与领导和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斗争。3个月后，张国焘宣布成立新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兼任，曾中生、旷继勋（时任红四军军长）任副主席，郑行瑞改任军委委员。由于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的规模越来越大，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繁忙，根据中央分局的安排，郑行瑞将所兼任的工农银行总行行长职务曾一度移交给郑位三。

肃反时冤死监狱  建国后追认烈士

1931年秋，在张国焘的主持下，根据地内部开展的“肃反”运动中，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错杀了大批红军干部和地方党政领导人，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为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郑行瑞，也被打成“改组派”，还诬陷他贪污了银行金库账面短缺的400块银元（后经查实，这笔钱早就拨给红四军一个师的经理处，因记账员疏忽未及时销账），将其监禁于工农银行总行一间狭小、阴暗而又潮湿的石灰间（即存放石灰的房间）内，长达40多天，身体受到严重摧残。1932年1月（农历腊月间），郑行瑞冤死于监禁地，时年39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满门忠烈参加革命   不怕牺牲紧跟党走

郑行瑞一家是远近闻名的革命之家。早在黄麻起义之前，在郑行瑞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家人参加革命。后又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倾家荡产，痛失亲人，除了少数几个妇女、儿童外，全家共牺牲了11人，堪称满门忠烈。

郑行瑞兄弟6人，他排行老大，老二行玉，老三行仪，老四行藻，老五行根，老六行书。还有一个妹妹，后出嫁。郑行瑞兄弟6人都是中共党员，都参加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和1927年11月13日的黄麻起义。在创建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大弟行玉、二弟行仪、五弟行书既是乡、村苏维埃政府的执委，又是地方革命武装赤卫队、红色补充军、赤卫军的领导骨干，参加了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父亲郑遵荣，是这个革命家庭的家长。由于积极支持儿子们革命，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1927年冬被国民党黄安县“清乡”办事处逮捕，押至郑必高村大河边用耙锄挖死。

老大郑行瑞，于1932年在“左”的肃反扩大化中被撤职逮捕，病死狱中。

郑行瑞有两儿一女。1933年，女儿郑金梅被国民党黄安县紫云区保安队高维钧指使其下属卖到麻城宋埠熊镇。妻子汪足带着长子如初、次子如祥跑到东流河娘家躲避，不料被高维钧的“坐探”发现，汪足被扔进门前塘活活淹死。如初、如祥被关押了五六天，在逃跑的路上幸遇保安队一位有同情心的徐姓小队长，他巧妙地将跟踪追杀的几个保安队员挡了回去，小兄弟俩这才死里逃生，但从此成了流浪的孤儿。

老二郑行玉，于1931年12月19日在河南光山作战牺牲。老三郑行仪，于1932年1月26日在紫云区游仙山战斗中阵亡。老四郑行藻，是转战木兰山的72位游击英雄之一。1928年秋由红十一军三十一师选调到由江竹青任队长的红军特务队当队员。由于智勇兼备，尤其是能说会道，应变能力强，被中共鄂东北特委相中，成为根据地最早的红色交通员，曾多次到武汉等地为红军密购武器、弹药及医药物资。后来又连续担任鄂豫边特委、鄂豫皖边特委、鄂豫皖临时省委的交通员。这期间，中共中央从上海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的高、中级干部以及根据地与中央往来的各种文件和书信，大都是由他和石健民、郑植（亦为交通员）分工负责接送、传递。曹学楷1930年5月代表鄂豫皖苏区到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徐朋人于同年冬去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其护送任务都是由他单独完成的。1932年，这位机警过人的郑老四在根据地执行任务时，遭到河南光山一股流窜的地主民团包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老五郑行根，又名泽吾（则吾、泽伍），作战勇猛顽强，从红十一军三十一师战士逐级提拔为红四军团政委，参加了3次反“会剿”和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斗争，1931年10月16日在光山大山寨战斗中英勇牺牲。老四、老五的妻子，在革命斗争年代也先后被地主民团杀害。老六郑行书，于1933年秋在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中战死。

老三郑行仪的儿子郑如立，继承父辈的遗愿，14岁参加赤卫军，持枪作战，1933年秋编入紫云区便衣队，不久在紫云寨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负重伤牺牲，年仅1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