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门忠烈树丰碑——记戴季伦和他的一家

20世纪20年代，在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指引下，红安建立了党的组织，播撒下革命的火种。黄麻起义一声惊雷，燃起鄂豫皖革命熊熊烈焰。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一批批坚勇无畏的革命志士，他们抛家舍命，前仆后继，为了革命事业，有的甚至是满门忠烈！他们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犹如巍峨的大别山，永远矗立在人们的心中。

满门英烈

戴季伦(1903-1932)，又名继伦，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戴世英村人。父亲戴寿云，毕业于省立高等师范学校喜爱文学。戴季英称他为文学理论家。但他怀才不遇，在武汉等地找不到合适工作，只好回乡，与胞弟戴以仁在本族创办的“启蒙小学”教书。由于学生多，他们忙不过来，请来一位名叫肖继迟的先生帮忙。戴寿云认为封建制度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主张民主，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湖北革命先驱和旗手董必武常有往来。大革命时期，他积极支持5 个儿子参加革命。1933 年冬，被国民党反动派活活烧死。

母亲吴氏是这个革命家庭的内当家，做过拥护红军的工作，后被一位姓程的土豪捉去打死。在兄弟5人中，戴季伦排行老二。老大戴先元，是共产党领导的防务委员会会员，参加黄麻起义。1933年，在七里坪天台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捉去打死；老三戴季英是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陕甘晋省委常委，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政委，中原军区副政委、河南省委书记等职。1997 年11月29 日，在郑州逝世；老四戴先进，中共党员，曾任中共黄安县七里区委委员、红四方面军运输队工作人员，后在湖北枣阳县为部队运送武器弹药时，被敌人飞机炸死。老五戴继文，中共党员，1934 年参加红军，被分配到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文书，参加了红二十五军长征，1935 年冬因患肺病在陕北红军医院病逝。

立志革命

1921年，戴季伦赴省城武昌，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的一师是共产党人宣传马列主义和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在董必武、陈潭秋的教育影响下，他逐渐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由徐希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党将武汉地区大批进步青年学生派往全省各地，参与发动并领导农民运动。戴季伦被派回乡家黄安县（今红安县），由中共黄安县党团特别支部(简称黄安党团特支)留在县城，安排到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任秘书，公开职业是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务主任。次年2月，国民党黄安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戴季伦当选为执委委员，分工担任宣传部长。同年4月，中共黄安县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黄安县委员会，他任县委委员，分工负责农运工作。

戴季伦在国民党县党部和中共黄安县委任职期间，黄安发生的重大革命事件都与他的宣传发动和直接指导密切相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参与捉拿紫云区郑家边村极端反动的大土豪、长水会会首吴芾村，从而揭开了惩治土豪劣绅斗争的序幕。二是为了遏制河南光山县南部地区的反动红枪会南下袭扰黄安北部地区，和郑遵芳一起，代表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同县农协代张行静、徐希烈和国民党黄安县长李墨林等人，参加黄安、麻城、光山三县和平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辩，终于达成了以“三县共同拿办土豪劣绅，最低限度亦应驱逐出境”为主要内容的11条协议，为黄麻两县特别是七里、紫云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革命失败后，戴季伦、曹学楷主持重建防务委员会，同戴克敏等同志一道，秘密武装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并参与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当时，在众多的基层党员干部中，他和戴克敏两人的影响力为黄安全县之最。党的八七会议后，省委将湖北农民暴动的重点放在鄂南，对地处鄂东北的黄安、麻城两县只是一般性指导。直至9月底，鄂南暴动失败后，省委才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地区。10月下旬，省委接到黄安方面的报告称：“七里坪地区群众二三万人，快枪四五百支(实际上快枪极少,只有少量的来复枪和撇把子枪)，杀了很多土劣，没收土劣之财产，即用以打梭镖。有戴季伦、戴克敏及党校学生在那里指挥”。

同时也得悉麻城县“能号召群众二万，行动时能听指挥者一万人”的消息。这两则情报直接影响着省委的决策。省委据此决定派省委常委符向一等同志到黄安，组织领导黄麻起义，并一举成功。戴季伦虽然不是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但他和戴克敏直接指挥着“七里坪地区群众二三万人”，为省委及时作出组织领导黄麻起义的决断，并为夺取黄麻起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7 年12 月下旬，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打游击。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戴季伦和陈定侯、陈文侯、戴雪舫、郑行瑞等同志秘密入孝感县的汪洋店地区，以教书或烟工、织袜工的职业为掩护，在那里开展革命活动。后来，省委为了加强黄陂县的党务工作，于1928 年秋将戴季伦调长轩岭地区，先后担任中共黄陂特别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公开身份为黄陂县高等小学教员)。1929年春，奉派到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鄂东北特委委员、兵委主席。不久，调往豫东南，担任中共罗山县委书记。

随着鄂豫边三次反“会剿”斗争的胜利，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1929 年9月，党中央决定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罗山、光山、商城8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改组鄂东北特委为鄂豫边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先后于11月、12 月在柴山保召开。戴季伦以代表身份参加了这两次重要会议，并在工农兵代表会上当选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分工担任文化委员会主席。

1930年6月，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了以甘元景为主席的鄂豫皖边特别区苏维埃政府。戴季伦当选为特区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

1930年冬，曾中生受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主持根据地全面工作。戴季伦奉命去皖西工作，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驻皖西办事处主任。1931年4月18日，中共皖西分特临时委员会改组为皖西北特委。戴季伦被推举为皖西北特委执行委员。5月初，皖西北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戴季伦被指定担任特区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6月，皖西北特委常委、宜传部长薛英调任霍山县委书记，特委决定由戴季伦继任宣传部长，并担任由戴季伦、张建之、方英、秋风、薛英5人组成的特委党报委员会书记，主持创办党报《火花》(半月刊)、《红旗》（三日刊)。

坚持真理

戴季伦在皖西北工作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是在根据地“肃反”的问题上，主张慎重从事，不搞捕风捉影，与特委书记方英配合默契。1931年秋，戴季伦调离皖西北，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秘书。

1932年10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西进川陕。戴季伦被留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这时，根据地的“肃反”仍在继续进行。戴季伦因发表过“反富农政策不正确，应当联合富农，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整个的错了，中国革命高涨现在没有，是国民党稳定时期……”的见解，被游击总司令部扣留。审讯时，有人逼他承认是方英在皖西北介绍加入“第三党”。他说，你们认为是就是。你们说的“第三党”也好，“第三派”也好，我所知道的同志都是坚定的革命者！搞派别斗争有什么好处?关于他的口供，中共鄂豫皖省委1933 年1月5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记了这么一段话：“第三党分子戴季伦讲是方英介绍他加入第三党的，又说是第三派，说苏区内肃反尽是派别斗争云云，则莫斯科中大中之斗争痕迹，今明显暴露矣。”

在被关押期间，戴季伦受到百般虐待。一天夜晚，他乘看守人员因事离开岗位之机，便朝天台山方向逃跑。戴季英1979年4月回忆说：“哥哥继伦是个不服输的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凡事要弄个一清二楚。我是省委常委，但他的事我从未插手。他逃跑，我是事后听说的。他可能是想去找省委书记沈泽民论理，因为沈这时就住在天台山。”看守人员发觉后，持枪追至潘家河水竹萍，见戴在河中捧水喝，开枪将其打死。后来，沈泽民知道了这件事，大发脾气，下令将擅自开枪打死戴季伦的两个看守人员处以极刑。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戴季伦平反昭雪，追认他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