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红军战士的家国情怀——记张天伟的百岁人生

张天伟，1911年农历腊月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927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村苏维埃主席、乡苏维埃主席，红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团一营一连文书，十一师参谋处文书，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部作战参谋，三八五旅旅部通讯参谋，抗大四大队队务处主任，八路军第二兵站医院教育股股长，总卫生部直属疗养院政治委员，延安经济学校党支部书记，中央高级干部休养所主任，冀南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副处长，冀南区委党校副教务主任，华北办事处政治部副主任，二野女子大学政治部主任。1950年4月后，参与创办西南民族学院并先后任党组副书记、教育长兼教导处处长、教育长、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和迫害。1978年7月后，任西南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兼纪委书记、名誉院长。1992年2月离休。享受正部级待遇。

传奇的红军战士

1927年11月13日，16岁的张天伟带领同村50多名赤卫队员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并光荣地加入共青团。黄麻起义胜利后，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有计划地安排起义部队疏散。在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一片白色恐怖中，张天伟身为张李家村苏维埃主席，不断地为党领导的游击队传送情报，还为在狱中关押的老党员张豪金送饭。后来，他任乡苏维埃主席，暗中发展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红军；仅他所在的张李家村就发展了18名共产党员，先后有70多人参加了红军。

1931年的一天，国民党将张天伟抓住要杀害时，他对看管的士兵说，“我死了也得穿上鞋子吧！”他利用回家穿鞋的机会，机智地逃出了敌人的刑场，当夜跑步60多公里，到河南省新县参加了红军。

1934年，张天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他随军历尽艰难曲折，三过雪山草地。那段时间是最艰苦的岁月。张老说，没有吃的，战士们就挖野菜，野菜吃完了，最后只能吃草根、皮带……可是，他对革命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坚定不移地到达了延安。

1939年，张天伟同志与历经长征的护士长、红军女战士杨琴在延安窑洞结为革命情侣，从此他们并肩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起为新中国的民族教育事业沤心历血，成为全国首届金婚纪念章获得者。直到1992年杨琴去世，他们相濡以沫53年，共养育了10个儿女。杨琴原名杨在田，四川省通江县新场坝乡人，1932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曾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担任护士，1937年1月入党，多次受伤立功，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获劳动模范称号，解放后随二野转战大西南，与张天伟一起参与西南民族学院的创办筹建，任政治系主任。曾获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

张天伟这一生，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是党的工作安排，他从来没提出别的什么要求，并都圆满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张天伟本来是准备随部队进军西藏的，职务都安排好了。但是，政务院决定办一所民族学院，有丰富办学经验的张天伟就成为最合适人选。张天伟二话没说，就去办学校。这是他办的第七所学校。本来当初组织说好，办完学校就让他回原部队。1951年6月1日，西南民族学院正式开学。组织上说：算了，你就在民院干下去，就当个教育家吧。就这样，张天伟一直在民院干到离休。

西南民族学院成立时是省军级单位，调来的都是副军级干部。后来给干部定级，张天伟被定为十级，当时连他红军时期的部下都是八级。到了八十年代，张天伟给中央军委写信询问落实政策情况：自己到底是地方干部还是转业干部？中央军委回函，认定他是1956年转业，干部定级落实为七级。有人就说：张天伟你吃亏了，当初待在部队，不去办教育，1955年授军衔，当个将军多好啊。但张天伟坦然自若，从来没有认为这对他有什么不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组织安排从来没有怨言。

张天伟同志一生中三次受到不公正待遇。

第一次是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因他读过七年私塾，当时人们叫他“小秀才”，就把他团籍开除了，还差点儿和堂弟张天恕一起被杀头，是徐向前出面保护了这一批人。长征路上，背着这个精神包袱，思想压力非常大，但还是坚持跟着红军走，他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第二次是大跃进时期。他对“大跃进”运动有很多看法，认为很多做法不符合客观规律。他是农民出身，他主持的西南民族学院农场用了那么多肥料，亩产才400斤，怎么可能会亩产万斤？他直言不讳提出意见，结果受到批判，差点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第三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近乎家破人亡。文革初期，张天伟的大字报、标语在成都铺天盖地：“打倒张国焘的黑爪牙、揪出张国焘的黑爪牙”。抄家、游街、批斗，肋骨被打断，穿了好几年钢背心。妻子杨琴跟他一样，牙被打掉，跪玻璃渣、炭灰渣，最后被打发去扫厕所。他们的大儿子也屡遭毒打落下了终生残疾。

家国情怀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１９３８年，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与家中断绝音信八年的张天伟终于在延安收到了母亲写来的一封家信，和家里恢复了联系。张天伟的母亲把所有的家信藏到屋顶的瓦片下，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张天伟家人翻修房屋时，从屋顶的瓦片下发现了这些珍贵的信件。张天伟老人将这些信件保存在一个盒子里，并在盒盖上写下了这些信件的不平常经历。

第一封家书，关心老母更心存国家危亡

母亲大人：

儿五月间接到家中两封信了。四月二十四日写的信已收到了，知大人身体安康，家事略知，但家中一切男是无不关心的。现在母亲寿有七旬了，儿祝你身体健康！家中的困难在抗战的时代是不可免的，母亲切不必担心，我想定有哥哥一手负担。

我在外身体都是很强健的，衣食都是很安乐的，自三月进学（以）来，每天就在这大学校里勤读工（功）课，抄写与练习，我是非常用心的，完全是学习社会上与抗日的理论和一切的实践……母亲大人千万不要担我的心，我在外是忠心（的），为国家为民族而努力工作。我毕业时间也快到了，照规定的时间，是八月毕业，因为现在抗战紧急，恐怕不一定好久就出学。如果出学到前线去，可能经过汉口，我再写信回来。如果是请假回家，暂时是不可能，国家的环境也不容许，（我）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再请假回家奉敬大人。

（写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庆阳城）

第二封家书，劝兄弟团结乡邻共同抗日

胞兄天旺：

现在正是收获之时，我想你一人是非常的忙，收成怎样呢？我总希望你身体强壮，不要一天到晚总是埋头苦干……姐姐家庭苦寒，你可以尽量帮助他（她）设（想）些办法维持生活。

不要同人家闹意见，或发生纠纷，这是不好的，现在国家的人民都是团结一致的，特别是中国的存亡。武汉危机，我们地方处在危机，最近日寇想夺取武汉，这当然我国是不会放弃的，是与日寇决战到底的，最后的胜利定属于我们。

此地民众对我很好，在抗战中的热情正高，各处都组织有抗日团体和武装。现在前线抗战的情绪很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已占去我华北五省重地，南京、上海也被占去……中国现在已经得到了国际上的部分帮助，将来战胜日寇是有把握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写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庆阳城）

这是红安县档案收藏的张天伟11封抗战家书中的两封，是他于1937年3月至1942年7月驻军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甘肃庆阳县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司令部和在延安抗大学习时写给母亲、胞兄张天旺的。2016年10月张天伟子女捐赠给了家乡红安县档案馆。

这些书信有用毛笔书写的，也有用蓝色墨水钢笔书写的。书信内容主要是向母亲和家人汇报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对国内的形势看法，叮嘱胞弟等要团结乡邻，共同抗日，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必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坚定信念。

严格家教树新风

解放初期，张天伟已是副军级干部，时任第二野战军女子革命大学政治部主任，在重庆驻扎后便将哥哥和胞兄接到重庆小住，一是为医治国民党迫害造成哥哥脑震荡的疾病，二是为回报他离家十八年、应尽赡养老人的义务。临别返乡时，哥哥提出：“你唯一的嫡亲侄儿快成家立业了，能否给安排份工作？”张天伟思索半天后说道：“我们是军队，不是在地方，这个忙怕是帮不上！”。哥哥只好回到红安，带着累累伤痕的身体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亲侄则在大队当了一名不脱产办事员，先后任民兵连长、大队主任、副书记、书记，一步也没离开过农村。

1979年8月，侄孙张龙源高中毕业，写信给叔爹，请他在县委领导面前求个情，给安排个工作，不久收到的却是长达两页的批评信。他写道：“不能因为你在农村我就要为你工作谋私利，不能因为我是党员领导干部，破坏党的纪律去为你个人办事！当年我们革命，后来走上高级干部领导岗位靠了谁？你的几个叔叔姑姑我还不都送回红安老家当过知青？他们的事我管不了，你的事我也管不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西南民族大学在双流区新建校区，几个子女商量着成立一个基建队伍去校园接工程，时任学校主要负责人的张天伟知道后，立即召开家庭会议，说明了利害关系，他气愤地说：“谁要再搞这件事，我就打断谁的脚！”儿女们知道家法厉害，他说到就会做到。当年在延安大女儿苏益感冒高烧近40℃，张天伟当时正掌管着高档药品青霉素，用上一支很方便。那时一支青霉素如同一根金条，使用青霉素的条件限制很严，张天伟夫妇坚持采用物理疗法降温，没有动用青霉素，自觉带头遵守组织纪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批国有企业先后关、停、并、转，大女儿苏益、二女儿苏红、三女儿苏兰所在的企业倒闭了，没工资发。姐妹仨都是四十多岁，不到退休年龄，学技术年龄又大了，几个女儿找到父亲张天伟，要求父母帮忙重新安排一份工作。按理说，张天伟夫妇都是老红军，又是高级干部，学生中有当将军的，也有当省级干部的，请他们关照一下女儿们的工作问题，似乎理所当然。可夫妻俩没有为女儿们出面，还做起她们的思想工作。他说：“现在一大批国企工人下岗了，我出面不合适，不要让别人看着说闲话，我们要带头执行和支持国家的政策规定！”没有办法，几个女儿在家门口摆上水饺摊，自食其力养家糊口。

2011年12月27日，是张老百岁寿诞，家乡人准备去成都为他过百岁生日，商量准备送点礼金，张老知道后坚决不许，说你们带点家乡的油面、红苕、花生就行。为了不惊动别人，他提前过生日，和儿女们在家炒了几样小菜，包些饺子，喝的苞谷酒，算是招待了乡亲。他对孙子们解释：“你们只知道热闹，讲排场，知道今天的幸福是怎样得来的吗？想想当年爬雪山、过草地时牺牲在异地他乡的战友，他们连座墓地都没有，我们应该知足了！”